据韩国统计厅22日公布的《2022年出生和死亡统计初步结果》显示,去年总和生育率跌破0.8,为0.78,比2021年减少了0.03。
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,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总和生育率为2.1。以2020年为准,韩国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成员国平均水平(1.59)一半以下。
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唯一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。除了2007年、2012年排在倒数第二位之外,从2004年开始连续16年生育率垫底。
韩国统计厅人口动向科科长林永日(音)介绍称,“到2015年为止,生育率升降反反复复,但从2016年开始已连续7年呈下降趋势”,“在2018年(0.98)首次破1之后,低生育率趋势一直持续至今”。
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环境、高房价和课外辅导费负担等是导致民众不愿意生孩子的主要原因。结婚人数本就减少,晚婚的趋势也加剧了低生育率。
其中,首尔的生育率为0.59,成为韩国生育率最低的城市,紧随其后的釜山(0.72)和仁川(0.75)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地区是世宗(1.12),世宗不仅有很多稳定的公务员职位,且育儿环境也很好。
统计显示,韩国止不住的“低生育率、老龄化”趋势依然暴露明显。2022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为24.9万人,创下自1970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。
韩国新生儿数量从1970年的100万人下降至一半49万人(2002年),用了30多年的时间,此后10年间保持不变,但从2012年(48.455万人)开始,时隔10年再次减少至一半。也就是说,50多年的时间里,韩国的新生儿数量减少至四分之一。
有分析认为,最近生育率直线下降是经济困难所致。以2015至2016年为起点,韩国经济增长率从3%左右降至2%左右,就业人数增加幅度也从每年30万~40万人降至20万~30万人。年轻人就业困难,挣钱也不容易,所以推迟了结婚,进而推迟了生育。
结婚人数在减少,即便结婚也选择较晚结婚,这一趋势正在加剧着韩国低生育率程度。韩国去年结婚登记数量为19.2万对,比2021年减少了1000对,这是自1970年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。韩国结婚登记数量于2021年(19.3万对)首次跌破20万对。
在这种低生育率的趋势下,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COVID-19)让情况变得更为严重。此前,韩国央行在《后新冠时代人口结构变化条件评估》报告中预测,“考虑到新冠肺炎带来的结婚人数减少、推迟怀孕等情况,预计至少到2022年的两年内,低生育问题会持续加剧”。
死亡人数(37.28万人)比新生儿人数多12.38万人,韩国从2020年开始连续三年呈现“人口自然减少”趋势,这也令人震惊。死亡人数实际上是自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数量。韩国女性生下第一个孩子成为妈妈的平均年龄为33.0岁,比2021年增加了0.3岁,比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(29.3岁)高出3.7岁,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。
包括一胎和二胎以上的整体平均生育年龄为33.5岁,同比上升0.2岁,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重(35.7%)比前一年增加了0.7个百分点。即使要孩子,只生一胎的趋势也明显增加。一孩出生数量比2021年增加了5.5%,而二孩和三孩出生数量分别下降16.8%和20.7%。
低生育率趋势会降低韩国整体经济活力。韩国经济研究院预测,作为生产和消费主体的劳动适龄人口将在2030年减少到3381万人,2040年减少到2852万人,2050年减少到2419万人。预计将出现“生育率下降→人口减少→内需萎缩→经济衰退→生育率下降”的恶性循环。
解决当前的劳动、年金(养老金)和教育改革问题也变得困难。韩政府推进的养老金改革以“乐观论”为前提,即从2025年开始生育率回升,到2031年恢复至1左右,2046~2070年生育率维持在1.21左右。
如果低生育率问题加剧,负担则会进一步增加。庆熙大学社会学教授金重白(音)表示,“劳动改革与延长退休年龄挂钩、教育改革与高考挂钩,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也是成功实现这两大改革的前提”。
有人指出,韩国的低生育率对策已经到了极限。据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透露,2005年成立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委员会后,到2021年的16年间,在克服低生育率问题方面投入了280万亿韩元,其结果是“首尔总和生育率0.59”。
韩政府预测,“在将来人口推算中,今年的生育率定为0.73”,“有可能会降至低于0.78的水平”。韩政府认为,受新冠肺炎导致结婚人数减少等影响,总和生育率将在2024年降至0.70后回升。更坏的情况是,总和生育率将在2025年降至0.61。
目前看来,韩国人口下行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,通过移民方式引进人口或将成为其唯一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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